[分享]两会上的“水”话题

摘要：水，我们的生命之源。对于水的保护，更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今年两会上，有关水的保护与管理也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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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的出台，“河长”一词逐渐走进社会大众视野。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面推行‘河长制’”成为2017年政府重要的工作要点。

　　在两会的讨论和建言中，“河长制”无疑也是热词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高波对“河长制”的实施颇有信心。“近些年来，我国在水环境保护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水利部、环保部等各个部委为水污染防治的实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河长制’的实施，把各方力量集合起来，不再‘九龙治水’，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了我们多年想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这也意味着政策将在未来大有作为。”

　　“目前跨省市、跨部门的协调治理依然是全面推进河长制的关键和难点。”高波建议，“一是充分发挥‘河长制’的制度优势，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压力传导，逐级分解彻底解决责任不清、职责不明的问题。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实行一河一策、一湖一策，不搞一刀切。三是严肃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根据不同河湖存在的主要问题，实行差异化绩效评价考核，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四是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加强社会监督。要通过‘河长制’的实施，加强舆论和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同时也要提高公众爱护保护河流的自觉意识和行动。”

　　全国政协委员陈小平也是关注“河长制”发展的其中一位。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浙江省飞云江省级河长。

　　“河长是责任的化身。”他这样理解“河长”的意义。“建立‘河长制’并不是难事，关键还在于落实，必须让‘河长制’能够真正落地、落细、落实，落在每一位河长身上。”

　　据悉，浙江省围绕“五水共治”，早已开始探索“河长制”这条催生河清水绿的可行路径。经过几年时间，已经构建了从省到市县乡村的五级河长体系。

　　飞云江就是浙江省八大水系之一。提起如何做河长，陈小平如数家珍：“每年从头到脚走一遍，不放过任何一个县。”如今，陈小平已经在沿线200多公里多次展开摸底。

　　除了要经常调研、督查治水的进展之外，陈小平认为自己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协调好河流的左右水岸、上游下游、跨越的各行政区域，帮助他们理清各自治水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上海市纳米科技首席科学家蓝闽波委员将关注点放在科技手段的助力上。“建议利用大数据手段建立河网环境数据观测站，并在全国联网，可以作为‘河长制’的有效补充手段。”

　　蓝闽波提议的数据观测站是“沉浸式”的，数块高清屏幕和计算机围成了巨大的环，实时检测河道每分、每秒的水质情况。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汇集的大数据，分析全国水网环境变化原因，预测变化趋势，实现多区域联控联治。“既可以监测人为影响，也可以监测复杂的自然变化引起的水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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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与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着中华文明。两会上，对于母亲河的保护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之一。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多年关注长江生态问题。今年两会，他再次带来相关提案，为保障长江生命线安全发声。

　　“前几年，我的提案和大会发言主要是主张沿江的开发应该以生态优先。”周健民告诉记者，过去关于长江开发一直有不同的观念之争，究竟是以经济为重还是生态优先，不一样的思路决定不一样的结果。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定下基调。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对长江经济带发展作出明确部署。周健民说，如今对于长江开发的理念已经不存在争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共识。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不可能再有新的污染化工企业在长江沿线布局。但现在的问题是，业已存在的污染化工企业怎么办？”周健民认为，在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原则之下，必须切实采取措施来改变现状。应当对这些化工企业进行调查、梳理、评估，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该合并的要合并。

　　“长江保护要有紧迫感。”他强调，利益的博弈会延缓生态修复的进程，必须要形成计划和时间表，这样才能让长江生态恢复有现实的目标，才能让老百姓看到未来的希望。

　　除了长江，中国第二大河流黄河面临的问题也很严峻———水资源短缺、防洪形势严峻、水质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都不容忽视。

　　“保护母亲河，要坚决杜绝污染黄河行为，保她健康；更要加快推进黄河流域水生态文明建设，让她美丽。”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姚爱兴呼吁，应开展新一轮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等顶层设计，重点在水质、水量、水生态方面统筹安排，强化水资源、经济、环境三者平衡与协调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黄河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对全河水量实行统一调度，建立取水许可制度等。

　　“黄河水文化是推进黄河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载体。”姚爱兴认为保护黄河和应探索黄河保护与文化的有机融合，发掘和保护黄河水文化遗产，积极与旅游产业相结合。让黄河两岸堤段在发挥防洪保障功能基础上，发挥生态旅游、市民观光、黄河文化宣传等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副主席朱奕龙也心系黄河。“我在黄河宁夏段调研发现，宁夏沿黄河分布着12条排水沟，主要承担农田退排水、泄洪、排污等任务，年均径流量总和达到10亿立方米。但它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已经成为主要水污染负荷和水环境安全隐患。”他建议，应将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对宁夏水环境保护综合目标、工作任务、保护措施、监管责任、资金安排等进行科学合理规划。

　　全国人大代表洪润清来自“黄河首曲”甘肃甘南。她呼吁，要尽快启动黄河上游湿地保护与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工程，通过项目实施控制湿地萎缩、减少水土流失，增强对黄河水资源的补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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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形势的不断变化，农村环境污染现象已越来越严重，已严重影响和制约农业稳产增收、农民脱贫致富和农村现代化进程，严重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新一轮的社会问题。在两会上，有关农村水治理的话语也此起彼伏。

　　“以前都是到农村闻泥土的芳香，现在生活污水、农业污水不能及时处理，小河沟、小坑塘里都是污水，再遇上暴雨，就全都流到农田里了。赶上天气炎热，可能闻到的更多的是泥土的臭味、农药味。”来自山东省滕州市张汪镇大宗村党总支书记宗成乐最了解农村面临的水污染问题。这位全国人大代表为广大农村污水处理尚未找到特别合适的解决办法忧心忡忡。“我们村的污水还不能实现集中处理，没有污水处理厂。建议乡镇几个村庄一起建一个污水处理站，但这需要政府资金支持，也希望社会资本给予更多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谢德体指出，在农村，不仅要建好相关的环保设施，还要加大投入、完善体制机制，确保这些设施能管好用好，真正发挥作用。

　　例如在污水处理上，“有些设施并未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一些地方，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存在运行污水处理设施专业性不足、管护成本分摊不均、新技术推广不力、环保监管不够等诸多问题，导致设施运行和管理出现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环境治理和整治效果。”

　　他建议，一方面要加大市级财政的扶持力度，按照设施运行效果进行补助，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建立乡镇环保处理费征收机制（包括污水、垃圾等），多渠道解决管理和运行费用的来源问题。同时，要增强农民和村集体的参与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采用专业化公司运营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逐步实现“服务专业化、运作市场化、管理物业化”。此外，还要探索适合农村的环境治理模式，重点推广环境友好型、管护“傻瓜型”的处理技术，促进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可持续。

　　全国政协委员、环境保护部南京环科所所长高吉喜认为环水有机农业可以是解决农村面源污染的一条新路。

　　“江河湖泊的污染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面源污染，大力发展环水有机农业，可有效降低污染物流入水中，从而改善水环境。”

　　他建议，将环水有机农业纳入到国家、地方和有关部门的年度重要工作计划中，并建立考核机制，切实推动环水有机农业的发展。同时尽快启动一批水环境敏感区域（如三峡库区、丹江口南水北调水源区、太湖、滇池等）和重要的饮用水源集水区（如山东峡山、浙江千岛湖等）的环水有机农业试点项目，跟踪监测其控制面源污染、保护水质的功能；以试点经验为基础，制定环水有机农业发展规划，相关部门配合制定对环水有机农业的扶持政策，在有机生产转换期给予适当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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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因地下水污染而引发的相关问题正受到社会越来越多关注。

　　“目前地下水环境监管工作亟待加强。”一直以来对地下水环境问题十分关注的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守志说。

　　以西北为例，张守志指出，目前西北地区对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断加大，使区域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下水水质恶化、地下水污染，引发了地下水水源破坏和枯竭、原生植物退化或枯死、土地沙化等一系列显性和隐性(滞后)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相对于地表水环境，地下水环境保护存在较大技术性难度，情况复杂不易协调，使得我国对地下水环境保护在政策与制度上还不够完善。”

　　“地下水环境急需守护。”张守志建议，从全面深化改革层面进行地下水环境保护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完善地下水源地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监管机制，创新地下水源地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机制，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健全地下水源地水质监测网络和预警体系。同时，由环保部门牵头，在西北生态脆弱区按地下水补给径流的自然区域开展地下水环境功能区划，建立地下水补给径流自然区防护带，科学划分防护带的范围和防护层位。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秘书长沈奎林认为，目前“地下水质量标准”急需尽快修订，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

　　“监测是维护和管理地下水资源的必要因素，全国和地区地下水资源的长期规划、战略和政策都是以分析和相应监测数据为基础的。但是目前我国地下水监测体系尚不健全。”沈奎林说，要加快国家地下水检测管理系统建设进度，建立地下水动态监测与分析预测体系。积极开展地下水修复技术研发，将仍处于实验室模拟研究阶段的技术与工程实践相结合，应用于地下水环境修复领域。

来源：黄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