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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国古代建筑“活化石”——徐宿连大叉手传统建筑技艺特色（下）
3.大叉手构架的历史渊源
3.1.大叉手构架的缘起
大叉手构架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的窝棚（图13），可谓其鼻祖。实物资料证明，半坡F13门道顶篷遗迹已说明大叉手的形成。它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屋架方式。直至商、周的宫殿，仍然沿用[1]。
图13 窝棚《屋根のはなし》23页
研究原始时期新石器建筑遗址表明，当时的屋顶构架多采用斜梁结构，绑扎手法，木骨泥墙。早期屋顶与墙体合一；晚期屋顶、墙体分离，各司其责。
傅熹年、杨鸿勋在复原我国商周宫室建筑时，均采用大叉手构架形式。西周时期的大叉手木构架，已发展至相当成熟的阶段。傅熹年先生认为：“斜梁实际也是古代传统，并延续了下来。在周原附近的农村中，很多传统建筑用了斜梁”[2]。
近年来，陕西临潼骊山汤发现倒塌的秦汉地面建筑遗址，出土了大量木建筑构件，且倒坍后排列颇有规律，为我们研究秦汉建筑大木构架体系，提供了直观的实物资料[3]。因遗址揭示的范围较小，整个建筑形制未知；同时报告没有提到柱础，对涉及柱网布置的开间、进深等，资料也阙如。但是，相关发掘材料表明，此建筑可能采用大叉手构架，其斜梁承托檩条，檩条之上不排列木椽，采用竹竿与席箔等物替代，再上覆瓦[4]。
从木构架形制来看，利用纵向檩条将屋面荷重传递给斜梁，此部分具有纵架结构特征[5]。陈明达先生认为，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一般房屋，保持着纵架横架相重叠的传统习惯，此时一般建筑的构架，“使用穿斗、抬梁、三角架、纵架和挑梁出檐等结构形式”[6]。有研究者论曰：“长期的经验积累，早在汉代，中国匠师就已将三角形原理用在建筑物的木构架上”[7]。
傅熹年先生认为，纵架可能为古籍中的“棼”，西周时已有了一定的使用规律，两坡顶时，几个纵架平行排列；四阿顶时，沿房屋四周成圈布置（图14）。随着古建筑构架形式的发展，斜梁“大部分演化为昂”。并认为，四川乐山白崖东汉墓9号、47号前室柱顶横楣上科有矩形断面的出头，“应是斜梁而不是平屋顶的搁栅。甚至在商代也有某些用斜梁的线索。1975年在安阳殷墟5号墓（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偶方彝），……很有可能反映的是斜梁”[8]。
图14 召陈西周F3屋架构架复原图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49页
傅熹年、杨鸿勋在复原我国商周宫室建筑时，均采用大叉手构架形式。西周时期的大叉手木构架，已发展至相当成熟的阶段。傅熹年先生认为：“斜梁实际也是古代传统，并延续了下来。在周原附近的农村中，很多传统建筑用了斜梁”[9]。
近年来，陕西临潼骊山汤发现倒塌的秦汉地面建筑遗址，出土了大量木建筑构件，且倒坍后排列颇有规律，为我们研究秦汉建筑大木构架体系，提供了直观的实物资料[10]。因遗址揭示的范围较小，整个建筑形制未知；同时报告没有提到柱础，对涉及柱网布置的开间、进深等，资料也阙如。但是，相关发掘材料表明，此建筑可能采用大叉手构架，其斜梁承托檩条，檩条之上不排列木椽，采用竹竿与席箔等物替代，再上覆瓦[11]。
从木构架形制来看，利用纵向檩条将屋面荷重传递给斜梁，此部分具有纵架结构特征[12]。陈明达先生认为，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一般房屋，保持着纵架横架相重叠的传统习惯，此时一般建筑的构架，“使用穿斗、抬梁、三角架、纵架和挑梁出檐等结构形式”[13]。有研究者论曰：“长期的经验积累，早在汉代，中国匠师就已将三角形原理用在建筑物的木构架上”[14]。
傅熹年先生认为，纵架可能为古籍中的“棼”，西周时已有了一定的使用规律，两坡顶时，几个纵架平行排列；四阿顶时，沿房屋四周成圈布置（图14）。随着古建筑构架形式的发展，斜梁“大部分演化为昂”。并认为，四川乐山白崖东汉墓9号、47号前室柱顶横楣上科有矩形断面的出头，“应是斜梁而不是平屋顶的搁栅。甚至在商代也有某些用斜梁的线索。1975年在安阳殷墟5号墓（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偶方彝），……很有可能反映的是斜梁”[15]。
3.2大叉手构架的流变
水平向的横梁是大叉手构架中必不可少的支撑构件，既可增加进深，又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大叉手斜梁与水平向的横梁一起，构成承重相对合理的三角形构架体系。
傅熹年先生认为，商、周时期的构架，“从殷墟宫殿址和近年发现的二里头早商宫殿址、盘龙城早商宫殿址和藳城台西商代建筑遗址看，它们的柱网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沿房屋四周外表面方向成列，而沿垂直于外表面的进深方向大都不成列或有较大的错位。这表明那时的构架特点是在柱列上架纵向的楣（后代称为檐额或额枋），构成若干排平行于建筑表面方向的纵向构架（以下简称纵架），其上再架横向构件。柱子既然在进深方向不完全相对，横向构件就不一定能两端都搭在柱子上，因而不能承受很集中的重荷，向后代二柱间的大梁那样。横向构件可能是一些间距较密的斜梁，均匀分布在各纵架的楣上。纵架是主梁架，垂直于它的斜梁是次梁，上架檩、椽。凤雏遗址的柱网也正是这样……这表明尽管这时的柱网在横向关系上比商代趋于整齐，但仍是以柱和楣构成的纵架做主梁架的”[16]。傅先生举麦积山北朝石窟之例，说明此时叉手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杨鸿勋先生复原商代建筑宫殿、廊庑等，推测其构架“是采用大叉手（人字木）支承檩、椽”（图15）[17]。在其相关研究论著中，直至东汉洛阳灵台仍然采用此种构架形式。由上可见，秦汉时期是大叉手构架发展之高峰。
图15 二里头宫殿廊庑剖面图
《建筑考古学论文集》75页
然而，采用大叉手构架的建筑内部空间往往有限，难以满足礼仪、生活所需；要取得较大的室内空间，相应需要有较大的斜梁构件。与此同时，采用斜边长度的斜梁，增加的却是直角边的进深，显见事倍功半。或许，檐下接檐的方式逐渐兴起，即大叉手梁架之下再接梁架的做法逐渐被采用。譬如，汉代跌落式屋顶的出现，正在于此。此时，上、下檐坡度或一致、或不一致，但尚未发展出成熟的举折。因此，真正歇山顶的出现，实际应当伴随着举折（架）的出现而出现的。
与此同时，采用大叉手构架之屋顶相对而言较为陡峭，进深过大时，会使得檐口高度过低，不利于采光、防雨等，消除之综合作用，就会使得屋顶坡度自上而下逐渐减小，其技艺日趋成熟，举折（架）逐渐产生，并最终形成相应的做法规则——法式。由此，在建筑内部增加内（金）柱，采用多根斜梁代替一根斜梁的做法，就成为必然之举。
因此，水平向的横梁必然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这就促使大叉手斜梁构架体系逐渐向水平向的一榀榀屋架体系的转变，抬梁、穿斗、密肋平顶等构架体系，发展起来并日臻成熟。当然，同一时期的构架形式或许是多样的，横向构架原先也应存在；如此一来，大叉手构架的逐渐衰退，必然使得其它构架形式，如加大横向构架的使用范围、促进其加速发展，并发展成各自成熟的构架体系。
采用大叉手的纵架构架体系建筑，由于构架本身之特性，或可谓构架方式的局限所致，其檐口应是平直的。而采用抬梁、穿斗式横向构架体系，因是横向一榀榀的屋架承重，屋架之间相对关系自由，才有建筑侧脚、升起做法之产生、发展。以上分析，正与我国古代建筑魏晋以降之发展脉络相切合。
总之，伴随着追求大空间的愿望逐渐得以实现，大叉手构架体系使用范围逐步萎缩。相应地，组成大叉手构架之斜梁，诚如傅熹年先生所言，逐渐退化成为昂。而现存不少古建实例采用长达两步架之昂，可谓其演变之过渡形态。这其中，河北隆兴寺转轮藏殿、山西五台延庆寺大殿、朔州崇福寺观音殿等更是采用长达两步架之托脚，可谓斜梁向昂演化之绝好例证。
域外资料，可见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金堂，法起寺三重塔，药师寺东塔；韩国花严寺极乐殿补间铺作等，均采用长达两步架之下昂。而韩国无量寺极乐殿[18]、神勒寺祖师堂[19]等，可见大叉手构架遗意。
4.古代建筑的活化石
4.1. 原始聚落建筑的代表
大叉手构架是我国自古就使用，并至今犹存的一种木构架体系。它源自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窝棚，是地面建筑木构架之肇始。尽管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不少，但地面以上的屋架形式并不十分明确，因此，现存的大叉手构架为我们了解早期建筑提供了现实依据。
大叉手构架在夏、商时得到迅速发展；西周、东周渐趋成熟；秦汉是大叉手构架体系发展之高潮；汉魏南北朝为其急速衰落期；随着横向构架体系，如抬梁式、穿斗式构架体系的日臻完善而逐渐消亡。仅在规模较小、等级较低、相对简单的居住、生产等建筑中采用，可珍贵者，迄今在我国部分地域如江苏、山东等地传统建筑中，仍可见到，江苏境内，以苏北徐宿连三地留存较多，尤以徐州地域为最，构架体系相对成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可谓早期建筑之“活化石”。尽管偏远地区的民居也有采用这样的构架形式，如云南，但在中国东部淮河以北地区，大面积范围内还保留这样的做法并不多见。尚存的一些草顶建筑更能让人们领略远古建筑的风采。
由大叉手构架现存类型可知，无论是两端都支撑在墙体（内部埋柱）上，还是一端支撑在墙体另一端支承在内（金）柱上，实际是外围承重墙、内部木构架的土木混合结构。外围墙体（夯土、土坯、砖石等）起主要承重作用，并可以加强建筑整体的稳定。内部大叉手木构架，支承屋面结构，创造使用空间，是墙体与木构架结合的混合结构。这种建筑一般构造相对简单，规模不大，施工简便，使用范围广泛，适应性较强而沿用至今。当然，我国古代各时期的建筑结构形式，都应丰富多彩，并非仅此一种。
4.2. 大汉遗风
大叉手构架在徐宿连地区的突出表现，与该地域自然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等密切相关。
以徐州为中心的苏北地区，分布着众多石灰岩青石丘陵，自古以来，该地域就多石少木。而大叉手构架不仅构造简洁、建造方便，更是以省木料著称，与该地域的自然环境相称。
徐州处南北通衢之地，秦汉时期，境内山丘逶 迤，沃野千里，人文荟萃，更是经济、文化发达之处。徐州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故里，也是众多皇亲国戚桑梓之地，遗存众多的汉文化遗迹，两汉王陵墓群、汉画像石、兵马俑等表现突出。而遗留至今的大叉手构架，简洁、平直、有力，与出土的汉代明器、汉画像砖石中的建筑形象极为相似。或让我们遥见些许大汉遗风。
就斗栱而言，据汉明器、画像砖石上的汉代建筑斗拱形象，它们多从墙体（夯土或砖）中直接出挑，上立横栱以承出挑的屋面，谓之“插栱”（图16）。“插栱较为常见。东汉陶楼所见，已趋于成熟并广泛应用”[20]。但是，斗栱里跳部分的构造则扑朔迷离，仅从陶楼明器简略的表达中无法确定。如果对比现存的徐州新沂窑湾酱园店绣楼的斗栱（图5），外观上，其斗栱亦是从墙体直接出挑，因用材小，故采用层层出挑承檐。而斗栱里跳则与垂柱相连，垂柱支于大叉手横梁之下，运用了杠杆原理，使得斗拱巧妙地与屋架结合，构造简洁合理，为我们全面认识汉代建筑提供了思路。
图16 东汉明器上的插栱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5.结语
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特色的重要性。大叉手建筑从远古时代一直延续至今，有其合理的因素，如用材少、构造简单、吊顶后冬暖夏凉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乡村基础配套设施较为简陋，难以满足当代村民的生活要求，但可以通过合理的改造更新以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例如，日本飞弹地区的白川村荻町，其房屋同样是采用大叉手构架，屋顶为茅草，造型更为原始（图17）。在村民、各事业团体、政府等合力保护下，1995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加上原本就得到重视的环境保护，经济、文化上的振兴，使得村民不仅享有现代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具备高品质的文化生活，这些与原始的茅草房并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独具特色[21]。
图17 日本白川村合掌造（大叉手）草房，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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