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不只木

一、“中国建筑为何用木构”是一个不成立的伪问题 正如赵辰先生在《关于“中国建筑为何用木构”――一个建筑文化的观念与诠释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是早先由西方古典主义（Classicism）学者提出并试图解答的。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圈建筑文化的探寻上，西方古典主义学者对建筑文化的基本观念，即“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及相应的理论体系失灵了。于是相应的诠释也产生了困惑：“中国建筑为何用木构？”正是这样被他们首先提出的。 这个问题显然是相对于西方文化以及阿拉伯、印度文化的石构而言的。然而，几乎在各个文化的不同发展时空中，都存在着木构建筑或者曾经存在过木构建筑的经历，只是这些木构建筑（多为原生建筑，indigenous architecture）不被认为是文明史记录的素材，不是能作为“史书”的建筑，不能在建筑历史中占一席之位。如此认识是基于西方古典主义的建筑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建筑应该是石构”，“建筑应该是永久性的（permanent）”，“建筑应该是纪念性的（monumental）”，“建筑应该是伟大的艺术（grand art）”。囿于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观念的人们（包括西方人和接受了西方观念的中国学者）在面对中国建筑时，必然会产生“中国建筑为何用木构”的问题。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叶，当时的西方建筑观念正强烈地受到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的支配，因此在西方人开始试图诠释中国建筑时，这个问题的提出显得十分自然。 然而，这种古典主义的建筑观念并不是今天的西方和世界的建筑观念。经过现代主义推动的西方建筑文化更新，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建筑学术界对民居和原生建筑的开拓性研究，使得传统的古典主义建筑观念在理论上得到了最后的突破。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民居等人类居住建筑也应该同样属于文明史的一部分。于是对建筑的诠释出现了两大类：作为“伟大艺术”的主流建筑（architectura maggiore意大利语）和无名氏建筑（architectura minore意大利语）。回首西方的建筑历史，这两部分从来都是并存的。从古埃及一直到新古典主义时期，主流建筑只是涵盖了那些陵墓、教堂、神庙和宫殿等，反映君权、神权的尊贵建筑空间。代表这些尊贵建筑空间的之建筑即便在西方文明史中也只是少量的，更大量存在的人类居住场所是民间的、原生的，都属于无名氏建筑这一类。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并不缺少尊贵的君权和神权，然而本着“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和“世俗化”的倾向，中国建筑并不可能如西方文明史那样分化出强烈对立的、以反映神权和君权为基本意图的主流建筑和以满足百姓居住要求的无名氏建筑或曰“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匠人的艺术”。或者说，西方建筑史中主流建筑与无名氏建筑之间的清晰界限，在中国建筑史中并不存在。虽然中国建筑中满足君权和神权要求的官式建筑，与民居相比有相对严格的形式、法式的限定，能规范出使用者的身份高低以及与庶民住所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并不是西方建筑中主流与无名氏的对立性界限，而是象征社会权利高低等级之别。如果我们用数理逻辑概念来形容的话，西方建筑史中的主流建筑与民居及原生建筑是零和一的对立关系；而在中国建筑史中，从民居到寺观、衙署、宫殿以及不同等级的城市所反映的是从一到九的等级关系。这种建筑上的区别一般不反映为建筑形态上的不同，而主要体现为符号和象征的区别。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形制问题，在建筑造型上，主要反映的正式象征性符号的意义。这种建筑形制规定的象征意义之区别，恰恰是19世纪末头脑中充斥着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观念的建筑历史学家们所不可理解和不能接受的。 由于中国建筑中并不存在如西方那种迥然对立的两类建筑体系，或者说，中国建筑中并未出现如西方主流建筑那样所谓的“伟大艺术”，以西方古典主义的建筑观念和理论来诠释中国建筑，原本是行不通的，完美的解答也是不可能求得的。而当该问题所基于的建筑观念发生变革之后，问题的必要性也自然失去，因而西方建筑学者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就不多了。 总之，和“李约瑟难题”一样，“中国建筑为何用木构”这一问题的提出，虽有启发性，但没有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其合理性存在疑问。因此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问题”。 二、中国建筑选材的实践原则是“五材并用” 举凡关于中国建筑特点的表述，木结构体系当拔头筹，因此甚至给人以中国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也以木为主的印象。“中国建筑用木、西方建筑用石”的“定论”早已成为中、西建筑比较中的最大“看点”，木结构、“甲乙木”似乎成了中国建筑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五材并用”才是中国建筑选材的实践原则。 李诫在《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中说“五材并用，百堵皆兴”。李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