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忧思录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忧思录 曾是明代抗倭前线，曾是清代鸦片战争主战场，曾是近代民族工商和外贸史上名扬海内外的宁波商帮发祥地――孕育和记载着昔日光荣的定海古城，近年却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被大规模破坏。 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诚如水火，不能相容吗？ 历史文化名城在建设的名义下被破坏，令人何其悲哀 近一段时间，从历史文化名城不断传来的消息令人忧心：襄樊宋明城墙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高速路穿过中山陵绿地区，高架桥迫使三元里抗英炮台搬家……每一次都会出现自发的“保卫战”，但每一次几乎都以保卫者的失败告终。 “随着近年来城乡建设的兴起和房地产开发的热潮，历史文化名城和名城传统街区的破坏日趋严重”。2000年3月10日，中国第一个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议案上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份议案上，有31位人大代表签名，其中25位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写道： “这些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古建筑一旦惨遭摧毁，就永远不能再生，即使按照原样重建，也丧失其历史价值和信息。由于房地产开发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地方政府某些领导人的行为缺少制约，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势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相比之下，群众呼声、社会舆论、专家意见和职能机构的力量则薄弱得多。有的地方甚至人大、政协、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出面干涉也见效甚微。” 对破坏历史文化名胜的现象，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概括说，近20年来，不少城市采用类似的技术，追求大规模的建筑群、大体量的建筑物，导致城市面貌千篇一律，而这种单一面貌的文化正在吞噬以历史城镇、街区、古老建筑为标志的城市特色和民族特色；有的城市为了追求提高城市用地的使用率，使土地升值，不惜在历史文化遗产密集的区域进行开发；还有的为了满足现代城市中高速、便捷的机动交通的需要，改变历史城市的格局和风貌，甚至直接拆除或迁移文物古迹；有人用现代城市规划的目光衡量历史街区和文物古迹，试图实施改造，导致改变文物建筑的周边环境，使之成为孤立的陈列；许多地方在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区域进行建设时，不按程序要求先期进行必要的考古发掘，取得科学资料，导致永久性的损失……这些现象的泛而滥之，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古老空间特色和文化环境遭到破坏，有的已不复存在。 匆匆于现代化进程的人们，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终于明白了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开始了还林还绿。可是，相当多的人特别是决策者对保护良好的文化生态依然没有足够的重视，正在一边建设一边破坏。须知，自然的绿色是人类生存的条件，而文化的绿色是民族精神延续的基因。自然环境生态破坏了可以弥补，而历史文化生态一旦破坏则无从恢复。 1948年冬，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解放军赴清华大学请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一张军事地图上标明北平城内重要古建筑的位置，为的是万一和谈失败、解放军被迫攻城时，能够保护好千百年留存的文化遗产。 可就是这些我们曾在战火之中竭力保护的古建筑，却在经济建设之中被毁掉了。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完整保护北京古城、另辟西郊行政中心区的方案，这被认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而遭拒绝。50年代，拱卫北京数百年的古城墙开始被拆除，到60年代更是被连根挖掉，损失何其惨痛！ 文化遗产在经济建设的名义下遭到破坏，已是许多国家的“伤心史”，国外有学者甚至提出，这样的破坏比战争还厉害。 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我们无权毁坏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长期以来，有一种态度为不少人坚持：这些旧时代的陈迹，是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有多少能够满足新时代的要求？还有一些人不满地说：投入这么大的力量保护这些古物，有多少意义？难道要让死人压死活人吗？ 针对这种认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认为：“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是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我们今天的文明，不是海市蜃楼，她植根于我们脚下的大地，是由一代又一代人的汗水浇灌发育起来的。毁掉了文化遗迹，我们就看不见今天发展的基石，就无法告诉后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什么是爱国主义'”，这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你要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首先就要爱你的家、爱你的城！你必须懂得文化遗产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如是说。 然而也有很多人并没认识到这点。一位历史文化名城的市长在讨论文物保护工作时竟然“义正辞严”地说：“搞文物保护工作的同志一定要为后人着想，你划出这么多文物保护单位，今后就拆不了了。 拆不了了，后人怎么发展？我们不能为今后的发展安钉子。” 在这位市长眼里，本是“为后人着想”的文物保护工作，竟成了“不为后人着想”，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历史文化名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你把那些文物铲光了，就发展了吗？！就对后人负责了吗？！ 历史文化遗产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无权定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