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城市建设中城市设计师的责任

摘要： 人们的自发性行为总在细腻的、亲切的、宜人的、有活力的场所发生。一个历史的、尺度宜人的、精致的城市空间往往是人们愿意驻留的地方，而不同人的集聚又促成了行为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正是为城市带来活力，使城市得以振兴的源泉。城市设计师必须要能体会这种多元化的价值，从而进一步通过设计加以实现，必须从偏重数量和速度的大跃进模式回到对城市质量的追求上来。 １、当前中国城市建成环境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方面，这种快速、高强度的城市建设正在迅速改变着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面貌和内在结构；另一方面，这种以速度和数量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方式很难避免超常规发展带来的副作用。从一个城市设计师的角度来看，在一个个“奇迹”背后隐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危机。其中就城市建成环境而言，其同文化传承、城市功能、市民生活和生态安全诸多关系的不协调可能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1.1城市建成环境与文化传承脱节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Lewis Mumford)①。一个城市的气息、面貌、景观，直接反映着它所处的地域的文化背景。而现在急功近利、贪大求全、喜新厌旧的风气阻碍了很多城市的发展建设。一个个渴望跑步进入现代化的城市，都统一地以城市广场、商业中心、行政中心、绿地、城市道路的体量或数量作为城市现代化的标准，在确立“样板”城市后，再进行城市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并将这种结果不断扩大。 　　在这种速生型城市的设计中，“文脉”是个可笑的名词，城市建成环境与历史文脉、现有环境之间也并不需要什么必然联系。西方的现代建筑与城市设计理论和实践主导了中国的城市建设，境外设计公司纷纷在中国的城市打上它们的烙印。这就使得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城市环境就是以丢失千百年历史文化为代价，而这种损失往往是无法弥补的。正如中国当代文化名人余秋雨所感叹的那样：“在糟糕建筑、糟糕街道的基础上塑造了糟糕的一代，那么我们审美的基础就会一味地走下坡路。”② 1.2城市建成环境与城市功能脱节 　　在中国的城市文化中，象征性标志物一向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但是与历史上许多象征性标志物所产生的多样性和多义性相比，现代中国城市建设中广泛而又机械地运用象征性标志物的结果却往往导致了本土历史文化的缺失。 　　在中国，“高”“大”“全”“新”由于被赋予了积极的象征意义而为拥有权力的强势阶层所喜好。经济上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城市需要通过气派、排场的城市建成环境来装点门面。这种大量运用象征性标志物的城市建设方式使得城市空间在形态上严重地雷同，且缺失内涵。 　　各城市纷纷借助物质规划脱去旧衣换新裳。“大手笔”“有创意”、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城市地标、城市广场、大型市政工程等规划比比皆是。境外设计公司借助于它们的国际声望在中国“圈钱”的同时，更将中国作为实现它们乌托邦梦想的一个基地。所以库哈斯、安德鲁、赫尔佐格・德梅隆的“魔棍”“蛋”“鸟巢”“水立方”等奇特构思在中国才会受到热烈的追捧。国人对具有“震撼力”“宏伟的构图”“突破性”的城市建成环境的追求可能正是出于对这些本该存在于乌托邦世界里、如今却大摇大摆地盘踞在了像北京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城市里的元素而感到新鲜、好奇的缘故③。 　　对象征性标志物的过度偏好，使国人忽视了城市空间的基本功能。但总有一天，当国人平静下来后，会发现当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宏伟建筑、激动人心的大广场，以及突破性的伟大构思所营造的空间既不安全又无趣味，既不活跃也不便宜，最重要的是与自己的生活原来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1.3城市建成环境与市民生活脱节 　　城市建设中，弱势群体的要求和利益往往得不到重视：城市中大量的小商业被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排挤在外；市民很难享受到经过精心设计的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城市中心缺乏多样性，且不宜于人居住；以往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活动在当今的中国城市中已经日渐消失，致使人们在冷漠的城市空间中无所适从。而这些都是在“国际化”“跨越式”的豪言壮语下悄然发生的。 　　城市空间的形态发展与城市生活需求脱节的一个颇具讽刺性意味的事实就是城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建设的“公共空间”无人问津，而那些自发形成的具有大量城市生活内容的公共空间却没有经过设计，但由于被认为有损城市形象而不断地面临被消灭的威胁。 1.4城市建成环境与生态安全脱节 　　上海自然博物馆历时3年的调查显示：上海的气候、地理最适宜鸣虫安家，但现在鸣虫数量却不断减少④。这不能不令人想起Rachel Carson在小说《寂静的春天》里描述的那个由于人类欲望的恶性膨胀给地球生物带来的灾难性的春天⑤。 　　中国很多城市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城市公共空间同绿地建设相结合，但是却往往过于注重城市绿地的形式或外观，而忽视了绿地同时也是一个小小的生物圈的事实。过于单一的地形和植被种类，使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