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中国早期古代建筑宝库—
山西位于我国华北西北，以在太行山西名，也称山右。它是古晋国争霸之地，故简称“晋”，又有“三晋”、“并州”、“河东”等别称。
山西境内山脉纵横。东面太行山为屏，南有中条、王屋二山作嶂，西、南黄河如带，万里长城拱北，形胜万千，古称“表里山河”（《诗序補义》卷十）。它是我国古代文明发样地之一，其南部（简称晋南）尤为丰富多彩。
一 悠悠晋南 人文曙光
1.1 悠久的晋南原始文化
晋南是指长治、晋城、运城、临汾4个地级市所在的地域，辖49个县（市、区），总面积57735平方公里，约占山西全境156000多平方公里的1/3。
近来研究表明，山西原始文化漫长。晋南不仅是中华古文明发祥地，也是人类农业文明起源的主要地区之一[1]，还可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1995年5月，晋南垣曲县寨里村上桥沟内出土一具较为完整的曙猿下颌骨，为曙猿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高等灵长类的祖先，增加了有力证据[2]。
山西旧石器文化举例（表1）
山西新石器文化举例（表2）
目前，我国境内已发现的众多旧石器文化遗址中，山西为大宗（表1）。而新石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遍布山西全境（表2）。统计表明，山西原始文化遗址以晋南为主，晋南是石器时代我国文化中心之一。
1.2 人文始祖在晋南
值得注意的是，典籍记载的中华民族始祖，几乎均与晋南有关，如伏羲、共工、女娲、黄帝、炎帝、尧、舜、禹等（表3）。
典籍记载我国人文始祖与晋南举例（表3）
1.3 晋南沿革
夏商周三代以降，我国政权更替、历史文化发展与晋南地域可谓息息相关，历代传说、典籍所载，不绝如缕。夏朝早期活动地域，史称夏墟，位处晋南。
商灭夏，晋南为商所占。
西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后改称晋，晋南属其域。
战国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分晋，魏、韩分占晋南，设上党郡、河东郡等郡，为山西置郡县之始。
秦—统宇内，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晋南基本处上党、河东两郡内。
西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部辖郡；晋南上党郡属并州，河东郡属司隶。东汉基本因袭西汉旧制，晋南属上党郡、河东郡及司隶校尉一部。
三国曹魏，晋南分属河东郡、上党郡、平阳郡，其中河东郡属司州，其余属并州，晋因之。
北魏时，晋南分属并州、雍州（辖上党郡、建兴郡）。
唐时，晋南属河东道。
五代风云变幻，晋南不仅是战略要地，加以经济富裕，屡易其主。宋先称河东道，后改河东路。金灭辽、北宋后，分河东路为河东南路和河东北路，晋南处河东南路。
元置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使司，属中书省，辖晋宁、冀宁两路，晋南属晋宁路。
明初，置山西行中书省，晋南属平阳、潞安两府。
清代设山西省，晋南分属平阳、蒲州、潞安、泽州等府。
经历中华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的1949年9月1日，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
1.4 晋南地理
晋南是夹峙在黄河与太行山之间的高原，海拔一千米左右。境内有太行山、中条山、王屋山、太岳山、吕梁山等，夹山脉间为长治、运城、临汾三个盆地。
太行山位于山西与河北、河南交界处，西部平缓，东部异常陡峭，如连天屏嶂、乌云遮空，古称“天下之脊”(《括地志》)。旧时只有八条小径，沟通内外，所谓“太行八陉”（《小学绀珠》卷二）。历代征战，皆视为险境。直至抗日，我国军民亦凭恃山险，坚持灭倭。
中条山处太行山与华山之间，故名，又称雷首山。中峰高耸，景色秀美。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曾在其首阳山叩马进谏，后隐此，“至饿死不食周粟”（《读易详说》卷六）。而夏县“巫咸祠，在县东五里巫咸山下，即商臣也”（《太平寰宇记》卷六）。
王屋山处中条、太行山之间。峰峦突兀，四面陡峭。《天中记》云：“王屋山号小有清虚洞天”，古称“天下第一洞天”(《山西通志》卷一百七十)，传为黄帝访道处。
太岳山又名霍山。其绵山，一名介山，是晋文公名臣介之推隐居所。而吕梁山是黄河与汾河的分水岭。
二 古建繁星 技艺绵长
晋南地盘虽不大，然在此地域中，元及元之前的木构古建筑，总数达300余座，蔚为大观。这些木构古建筑，历经风雨遗留至今，数量众多、年代久远、类型丰富、格局完整，对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历史、弘扬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等，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
图2.1.1 静升后土庙戏台
2005年，国家文物局多次组织专家对山西南部早期木构古建进行调研，决定“十一五”期间，集中财力、人力、时间，对此区域内元以前木构古建中的10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专项整体保护——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工程。
图2.1.2 魏村牛王庙戏台
粗略而言，晋南地域元代及元以前古建，具有如下技艺特色：
2.1 地盘
地盘即平面。戏台多为单开间，如静升后土庙戏台（图2.1.1）、魏村牛王庙戏台等（图2.1.2）；亦有三开间者，如樊村戏台（图2.1.3）。
图2.1.3 樊村牛王庙戏台
山门多为三开间、分心槽；或有山门与天王殿结合，通称山门殿，如平顺龙门寺、襄汾北史威村普净寺等。采用五开间者，如襄汾普净寺天王殿；而芮城永乐宫山门（图2.1.4）、无极门（图2.1.5）均采用五开间，以示尊崇。
图2.1.4永乐宫宫门
图2.1.5芮城永乐宫无极门外景
大殿同样多仅只三开间，通面阔、通进深相近，近于方形，称方三间殿。五开间及以上之大殿较少，例如太赵稷王庙大殿（图2.1.6），曲沃稷益庙大殿（图2.1.7），绛县太阴寺大殿，阳城海会寺大殿，襄汾普净寺大殿，武乡大云寺大殿（图2.1.8），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图2.1.9）、重阳殿、纯阳殿等。
图2.1.6太赵稷王庙大殿
图2.1.7曲沃稷益庙大殿外景
图2.1.8武乡大云寺大殿外景
图2.1.9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外景
三开间之大殿，其室内一般前槽无金（内）柱，利于观瞻。后槽采用两根金（内）柱，柱间有屏风，金（内）柱与佛台相结合，屏风前有背光。宋代及宋以前佛台上的佛像多为群塑，相互间顾盼传神，演绎着动人的佛教故事（图2.1.10）。
图2.1.10原平慧济寺大殿室内佛台
或有室内无金（内）柱之实例。如高平崇明寺大殿，本为六架椽屋，需要较大的梁栿用料；但其铺作后尾里转成为巨大的梁栿，减小净跨距，支撑四椽栿，栿上立斗子蜀柱支平梁，平梁上立斗子蜀柱等支承脊槫，利用小料较好地架构起进深较大的屋架，室内无一金（内）柱，空间开敞，颇为特殊（图2.1.11，图2.1.12）。
图2.1.11高平崇明寺大殿外景
图2.1.12高平崇明寺大殿内部梁架
寺院主要建筑一般均沿中轴线布置，如山门（或山门楼、山门殿等）、大雄宝殿、后殿等，如平顺龙门寺布局尚存宋以前遗意。而长治法兴寺中轴线为前塔后殿（图2.1.13，又如晋北应县佛宫寺），可窥见唐辽以前寺院格局。
而稷山青龙寺中殿、大殿左右各有垛殿，均为元代遗物。中殿左为祖师殿、右为青龙门，大殿左为护法殿、右为伽蓝殿，或可视为我国宋代及以前某些时期宫殿、寺院等主殿布局，采用三殿并立形制之遗留。
图2.1.13长治法兴寺前院
2.2 立面
晋南元代及元以前古建侧角、生起显著，出檐较大，柱头卷杀优美。需要注意的是，学术界原以为元代以降的古建，即明清古建不采用侧角、生起，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实际上，不论是晋南，还是我国其它地域的明清古建，采用侧角、生起做法的实例不少，晋南更多。
晋南及整个山西，宋之前古建铺作多为偷心造，并较少有补间铺作（或仅只明间一朵、或隐刻）。宋以降多计心造，栱卷头多砍斜。但受早期该地域做法的深刻影响，直至明清时古建，其平身科数量——“攒”（即补间铺作“朵”）也较少，通常一、两“攒”而已，保持着斗栱疏朗的特征。
2.2.1芮城五龙庙大殿外景
唐、五代古建，多有阑额、无普拍枋，阑额至角部不出头，如芮城五龙庙（图2.2.1）。宋以降，往往阑额、普拍枋都有，至角部出头，直接砍杀；普拍枋扁平，与阑额组成“T”形断面。
图2.2.2广胜上寺毗卢殿外景
大殿屋顶多为歇山顶；少量采用悬山顶（表4）；个别为庑殿顶，譬如广胜上寺毗卢殿（图2.2.2、元代特征）、太赵稷王庙大殿（图2.1.6、金代）。而芮城永乐宫无极门（图2.1.5）、三清殿均采用庑殿顶（图2.1.9），颇有寺院早期中轴线上殿宇，全部采用庑殿顶的遗意（如晋北大同善化寺），此种形式在敦煌唐代壁画中颇为常见。
图2.2.3临川二仙庙东梳妆楼
采用重檐歇山顶者较少。譬如广胜下寺水神庙大殿，临川二仙庙东、西梳妆楼（图2.2.3）等。而广胜下寺山门前、后檐加出雨搭，形成类似重檐建筑的效果，颇为别致（图2.2.4，图2.2.5，图2.2.6）。
图2.2.4广胜下寺山门前檐外观
图2.2.5广胜下寺山门后檐外观
图2.2.6广胜下寺山门后檐加出的雨搭
晋南大殿等主要建筑采用悬山顶举例（表4）
屋架举高较小，故屋顶相对平缓。屋顶脊饰、瓦件等因年久日深，屡经更替。因此，晋南元代及元以前木构古建屋顶中，保留元代以前瓦件、脊饰者几乎没有。明代以降，晋地琉璃制造发达，不少元代及元以前木构古建屋顶脊饰、瓦件，均属于此时期。
由于历经后世修缮，现存古建多为砖墙砌筑，原有的夯土、板门、直棂窗等多经较大改动。因此，如何尽可能保留历史文化信息，恢复其何时期历史原状，理应慎重考量。
2.3 构架
受用材制度所限，宋代及宋之前古建梁枋多为长方形断面。故可基本据此，研判梁架后世改动与否。晋南元代及元以前古建整体构架，多为简洁流畅、一目了然的“彻上明造”。
图2.3.1武乡大云寺大殿内部空间
因规模所限，晋南八架椽屋大殿较少。例如，武乡大云寺大殿为金代建筑（图2.1.8），进深八椽，基本上是八架椽屋前后乳栿用四柱。然大殿内仅用金（内）柱四根，前、后槽分别采用二根，且不对位。前槽二柱分别靠近两山，入口处无柱，空间开敞，柱顶支撑长达三开间的巨大梁栿。后槽二柱靠近明间，其上分别插入长达两间的梁栿，中为断梁。前槽大梁上立斗子蜀柱与后槽金（内）柱、插入后槽金（内）柱长两间的梁栿一起，分别支承四椽栿；四椽栿上立斗子蜀柱支撑平梁，构成屋架（图2.3.1）。整体梁架简略、匠心独具（图2.3.2）。
图2.3.2武乡大云寺大殿内部梁架
晋南六架椽屋大殿之构架多为四椽栿对乳栿用三柱，金（内）柱与檐柱等高、或相近。金（内）柱头支栌斗，栌斗口十字出华栱，进深方向华栱之上采用三瓣蝉翅、或仅用替木，压在四椽栿、乳栿之下。四椽栿上立斗子蜀柱支撑平梁，平梁上再立斗子蜀柱，纵向蜀柱间有襻间，蜀柱上置栌斗、捧节令栱、顺脊串等支承脊槫，两侧设叉手斜撑令栱。有叉手、托脚，或仅有叉手、无托脚等。这些均为晋南元及元代之前古建习用之法，如实会天台庵大殿、大云院大殿，龙门寺大雄宝殿，下黄原起寺大殿，高平崇明寺大殿、游仙寺大殿，晋城青莲寺大殿，武乡大云寺大殿、沁县普照寺大殿、壶关三嵕庙大殿等。
图2.3.3原平慧济寺大殿歇山梁架局部
原平慧济寺大殿构架颇为特殊，六架椽屋前、后一椽栿对四椽栿用四柱，留出中央空间，布置佛台（图2.1.10）。其歇山山面构架同样精彩，增加金（内）柱直接支撑平梁，前槽金（内）柱柱头之上搁置劄牵，插入增加的金（内）柱，作为系头栿（即清代采步金梁）之一部（图2.3.3）。
图2.3.4霍州州署大堂外景
又如霍州州署大堂为衙署主体建筑，正中有面宽三间、进深一间的卷棚悬山式抱厦（图2.3.4）。六架椽屋前、后一椽栿对四椽栿用四柱。大堂面宽五间，前檐仅用二柱，柱头上施大额枋，形成入口处开敞的空间效果（图2.3.5）。
图2.3.5霍州州署大堂入口处梁架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观瞻、传声等的演出所需，戏台构架往往相对独立，自成体系。譬如，临汾魏村牛王庙戏台可谓木构亭阁式，梁架层叠而上，上下三层，类似藻井，简练精巧。折射出宋、金以降晋南戏剧的辉煌，为研究元杂剧在三晋的流布提供了重要佐证（图2.1.2）。
当然，由于晋南地域元代及元以前木构古建遗留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每一种类型之中平面布局、构架技术等又或多或少有些不一，要完整、彻底地论述它们的古建技艺，非本文所能全部涉及，仅此挂一漏万。
与此同时，由于木构古建本身用材所限及日晒雨淋，晋南或我国其它地域，元代及元以前未经过任何改换、改筑的木构古建应是不存在的，这包括木构件、墙体、壁画、佛像及室内陈设等方面。
具体而言，古建筑中不少木构件经历代更换，有些构件甚或历代多次更换；早期夯土墙明以降因砖产量增多往往改变为砖砌的墙体；壁画或分数层，多次描绘；佛像残损，多次修补甚至更换；屋顶脊饰、瓦件、砖雕历次更换等。
由此，我们必须彻底研究、慎重对待古建筑上下、内外之每一个细节，甚或每一根构件、砖瓦，才可能准确、科学、合理地判定其历史文化价值，进而采取适当的措施，真正进行科学修缮，传承、弘扬其历史文化价值。
三 文化遗产 土木华章
晋南10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涉及该区域34个县（市、区），占山西现存同期同类国保单位的65.6%，全国的46.4%（表5）。
晋南地域元代以前古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照表（表5）
3.1 我国建筑历史研究之重要宝库
众所周知，木构建筑为我国古代建筑遗产之大宗，并取得辉煌的成就，独树一帜。这一早熟的建筑体系，西周时已较为完备。经战国、秦汉直至隋唐的不断演进，尤其是大唐立国既久、国力雄厚、经济发达、文化璀璨等的共同作用下，发展至我国木构古建筑的高峰，技艺臻备。
宋以降，伴随着资源、经济、文化等的相对衰退，而逐渐萎缩。民国以来，渐趋式微。尤其是，历代天灾，更因人祸，绝大多数的巨构伟制早已化为灰烬，只能遥想于典籍。
图3.1.1陕西长武昭仁寺大殿外景
目前，我国仅遗留下唐以降的木构建筑。而公认的唐代木构仅只4座：山西五台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芮城五龙庙；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五代木构也仅5或6座：山西平顺实会龙门寺西配殿、天台庵大殿、大云院大殿、平遥镇国寺大殿，河北正定文庙，福建福州华林寺大殿等。其中，平顺实会天台庵大殿年代判定不一，或谓唐末，或谓五代。笔者以为，其梁架改动较多，断代不宜过早，应以五代为宜。
图3.1.2陕西长武昭仁寺大殿柱头科
而2006年荣列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陕西长武昭仁寺大殿（图3.1.1，图3.1.2，图3.1.3），公布为唐代建筑，其年代判定是错误的，实际要晚得多，应为明代建筑（有关此点，笔者拟另专文论述）。
图3.1.3陕西长武昭仁寺大殿内部梁架
据此，我国现存唐五代10座木构古建中，晋南有4座，占40%。而105处晋南国保中所保留有157座元及元以前古建筑，占我国国保单位中元及元以前311座古建的50.5%。可见，晋南元及元以前古建数量占全国过半，其对我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不言自明。
3.2 我国历史文化传承不可或缺之瑰宝
除历史建筑本身外，晋南元代及元之前古建筑中保留的历代碑刻、壁画、造像、典籍等，是与其相关的遗产，直观、形象或起到文字与实物印证之效值。不少古建中保留的佛像、壁画等相当精美，譬如襄汾普净寺大殿内的金代彩塑，气定神闲、色彩华丽、衣纹流畅、姿态生动（图3.2.1，图3.2.2），可称为晋南地域寺庙彩塑的典型代表。因此，一座座建筑群，可谓一个个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可籍以了解当时人的日常生活、思想感情、哲学观念、审美情趣等，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价。
图3.2.1、图3.2.2 襄汾普净寺大殿内的精美佛像
更重要的是，某种程度而言历史建筑及其相关遗产所创造的空间，可谓是“有生命力”、“活”的文化景观。它们与人们日常生活时刻相连，创造出的一个个生动的空间，提供了人们生活、工作、交往、游嬉的场所，如历史街区、寺庙道观、宫殿衙署以及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名城等，是保持文化生态的最重要根基。置身这些场所，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理、心理，尤其是心理，这是建筑遗产独具的历史文化意义。
不少时候，历史建筑遗产甚至成为国家的象征、文化的表征、民族精神所系。由此，毁灭某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摧毁其历史建筑，实际是最直观、最简单的方法。
因此，切实保护历史建筑遗产可谓事关中华民族文化安全，并对提高全民素质、提升民族自信、弘扬我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等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对以历史建筑为主的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必将带来丰厚的回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的休闲旅游定会成为世界各国人们亲近自然、陶冶身心、领略异域文化之首选。
晋南的105处国保单位中的早期木构古建，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技艺精湛，是我国木构古建的重要例证，是中华民族地上文物宝库中的珍贵财富，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多方面成就，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当然，晋南元代及元以前古建多属于中小型木构，以三开间为多，对研究中小型木构古建具有重要价值。而晋北现存的不少元代及元以前大中型木构，如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大同华严上寺大殿及下寺薄迦教藏殿、应县木塔、塑州崇福寺大殿及观音殿等，对研究我国唐以降大中型木构则更为直接。
